深圳电子烟工厂的十字路口:从安逸十年到与资本赌博

2019年,电子烟成为了国内创业的第一个风口。深圳则成为了电子烟的第一站。一名行业人士的预测是,全球90%的电子烟都产自深圳宝安区,十几平方公里的街区隐藏着600家电子烟生产商,从下订单到拿到产品,最快39天可以做到。

记者 | 林腾 佘晓晨

编辑 | 文姝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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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永浩他们出的价格实在太低,我们当场就拒绝!”深圳电子烟工厂康特客的业务经理黄波喷了一口电子烟雾,然后摇了摇头。

曾经“数钱数到手软”的黄波,可能没想到现在到了要跟中国创业者讨价还价的地步。

10年前,国外的客户们拎着一大袋现金找到了黄波,求着他们生产电子烟,搭个小作坊,一支支电子烟就发货到了全球。他清楚地记得,那时候老板们的名言是:“让淡季快点来”。

然而10年后,黄波却发现,自己被推上了中国创业的风口,但赚钱却变得越来越难了。

黄波的工厂位于深圳宝安区福永和沙井街道,这里以“生蚝”被深圳人所熟知,然而资本和创业者的敲门,让曾经偏安一隅的工业地段打破了平静。

宝安区福永街道方圆十公里,一栋栋并不是太显眼的建筑坐落在产业园。厂房门口有几十名工人手拿简历蹲在了门口,他们在等待工头的号令,以求获得在厂里工作的机会。

如果你在一栋厂房旁边停留超过一分钟,可能会闻到一股烟油的香味,又或者,会有一名白发苍苍的老人过来向你低声询问:“量有多大,楼上这一层都可以包给你”。

2019年,电子烟成为了国内创业的第一个风口。各路创业者蜂拥而至,不到两个月时间内,电子烟品牌如雨后春笋般涌出,外界称其为“千烟大战”。

深圳则成为了电子烟的第一站。一名行业人士的预测是,全球90%的电子烟都产自深圳宝安区,十几平方公里的街区隐藏着600家电子烟生产商,从下订单到拿到产品,最快39天可以做到。

看上去,这是当下一块“流淌着奶与蜜之地”,但繁荣的背后,却隐藏着工厂主们内心的焦虑。

“原先我们可能有40%、50%的利润,现在只有5%到10%左右了”,黄波无奈地说。

工厂主与硅谷博士

下午四点,深圳合元电子烟代工厂的合伙人赵文才会准时来到厂房跟客户沟通,他年龄将近50岁,肤色黝黑,穿着一件酒红色的衬衫,皮鞋擦得发亮。

过去十年,赵文才赚到了足够多的钱,但最近,一支中国创业团队却要求他进行改变。

这家公司名叫喜雾,创始团队均来自硅谷。科学家加州大学化学工程博士邢晨悦,曾经在电子烟巨头JUUL工作,并发明了“尼古丁盐”,如今她将实验室设在硅谷,生产则搬回了深圳宝安。

另一位创始人姚晓潮,斯坦福的硕士,硅谷投资人,2018年来到深圳投资电子烟。但他却意外发现,虽然市场很喧嚣,但合格的产品寥寥无几。因此寻找优质的工厂,成为这家公司的重要任务之一。

按照常规厂房的做法,有客户到来之后,工厂主会给对方十款电子烟模具,客户挑选好之后,便配备一个厂房,刷上地板漆,买两条产线,招募几个工人组装即可。没有测试,没有标准,一手交钱,一手交货,起步价五百万即可。

但现在的团队不想重复过去。姚晓潮说,他们制作质量更为上乘的产品,以求真正获得老烟民的喜欢。因此对设计、工艺、生产颇有要求。比如为了营造抽烟仪式感,需要在电子烟当中加入“滑出和收纳”烟嘴的设计。

喜雾电子烟设计

“工厂之前都没做过这一类的设计,他们不知道里面的滑片转多少角度是最优的,也不知道滑片应该用什么材料,你还得告诉他们,教他们”,姚晓潮说。

这对于赵文才来说,确实是个全新的挑战。

首先,他需要配备为客户提供前期的研发团队,按照赵凡的说法,现在公司由10个人的研发团队扩展到了500个人。其次,工厂制造的环境和设备不断也要改善,就在最近,赵文才在厂里投入了大量的自动化设备。

电子烟生产线

比如,注油这个环节,在此前大多数都依赖于人工用针筒注射。但是现在更多时候被要求用自动化的注油环节。

人工注油

“大家都认为电子烟挺简单,其实某些细节方面比手机还难”,喜雾的首席运营官,前黑莓手机前中国区总裁刘宇对界面新闻记者说。

电子烟产生烟的原理是通过烟油的雾化,产生烟雾口感。跟传统烟草是通过燃烧的原理不一样,传统烟草燃烧的温度可达800-1000度,而电子烟的雾化温度是170~200度左右。

以气密性为例,这对于结构件的精密程度更高。手机对于结构精密要求高的是防水,但是电子烟如果精密度多了0.1,吸阻就从800上升到了1100。

刘宇说:“手机这批缝大,那批缝小,是看不出来的,但是电子烟今天抽,明天还需要抽,口感,气密性、吸阻都要保持一致性”。

另一方面,电子烟的器件供应商也有很强品质要求。刘宇说,比如产品壳料,可能是给奔驰、宝马、丰田做灯罩的厂商,塑料件的供应商是给三星LED进行供应的。

在元器件上生产链条上,目前喜雾也跟手机类似,分为电池原材料供应商(电池、电芯、控制电路)、雾化器原材料(塑料、玻璃、五金、发热电阻)及烟油原材料。在具体的供应链管控上也分为了三个部分,组装厂和零部件的二级、三级供应商。

“我们跟这个客户合作,自己投入也很大,这单生意不亏钱就不错了”,赵文才说,一般客户我早就出货了,现在漏一个油都不行,前期各种手板、模具费,不是投个十万、八万搞得定的。

深圳烟城的黄金十年

赵文才做生意的方式本不是如此。

2003年,药剂师韩力发明了第一只真正意义上的电子烟并获得专利,创办了如烟公司。之后,如烟也快速发展,于两年后上市。

然而,处于鼎盛时期的如烟,在2008年后陷入了危机。央视打假、舆论批评使如烟受到一系列负面影响。国家烟草专卖局表示,如烟的宣传涉嫌失实、有违科学理论,如烟被“公开处刑”。

与此同时,深圳和浙江等地陆续出现了很多仿制如烟产品的工厂,如烟电子烟的销量持续下滑。2013年,如烟被全球第四大烟草公司帝国烟草以7500万美元收购,包括电子烟专利。

赵文才和福永沙井电子烟创业者们的黄金时代正是从“如烟”崩盘开始的。

如烟被收购之后,仿制电子烟的工厂找到了机会。或许是出于前车之鉴,大家都把目光转向了国外市场。

随着国际市场上电子烟的监管放宽,电子烟工厂发展加速。2012年,美国最高法院判定FDA禁止销售电子烟败诉,认定电子烟是烟草类产品,同时日韩等国也陆续提出公共场合控烟的严格法规。

赵文才最早的业务是电脑代工,而另外两名合伙人则是按摩椅出身,三人在这个时间上一拍即可,开始进行电子烟的代工生意。

在一次广交会上,赵文才花了一万块钱摆了一个电子烟的展位。突然有一天,土耳其和以色列的客户找上门来,二话不说,就塞个了赵凡一大笔钱,他们的要求很简单:增加产能,将产品卖到海外。

虽然有了足够的订单,但对于作坊式生产团队来说,难度也是极大。原因在于当时整个深圳没有人愿意为电子烟提供供应链,包括五金,电池,发热丝都没有规模量产的,量产成本极高。

“一间小房子,华强北买一些零配件,自己回来招募工人组装,当时都是这样干的”,赵凡说。

如今电子烟主要分为两大类,一类是以日本IQOS为代表的加热不燃烧电子烟,(IQOS在我国受到《烟草专卖法实施条例》约束,正规渠道禁止销售该产品)。第二类就是烟油电子烟,目前市场上主要是换弹式和一次性电子烟。

为了让供应链繁荣起来,越来越多吃到头啖汤的电子烟从业者邀请身边的亲戚朋友参与到这一个行业。在当时流行的一句话是:“你要创业,那就去开个五金厂。如果没钱,我给你,帮我做配件”。

一个现象是,深圳华强北是客家人和潮汕人为主,但在福永和沙井的电子烟行业,却主要是以江西、湖南、四川人为主,这些人都是深圳电子烟最早创业者。

就这样,沙井的电子烟产品开始卖向了全球,并在当地形成了一个完善的电子烟供应链。2014年,中国电子烟制造业达到峰值,电子烟工厂达到了2000多家。

在这个地方,你可以在隔壁的厂房里找到电子烟所需要的任何一个磨具和元器件,除此之外,这里也聚集了全球最丰富的电子烟行业人才。

“一年赚十几亿,那时候非常容易”,赵文才说。

未来与赌注

今年开始一切都变了。

2019年1月,众多电子烟品牌发布。罗永浩、同道大叔、前锤子科技朱萧木等人都进入市场。

在赵文才眼中,这一类客户叫做资本型玩家。换句话说是用互联网模式,快速而低门槛的方式迅速教育电子烟市场,这跟传统的制造业有着截然不同。

在电子烟产业被资本和创业者盯上之后,上下游的产业链都开始变得疯狂,包括生产线在内的参与者越来越多,客户面前,价格在这几年越来越成为了主要手段。

“因为资本进来,导致现在做电子烟工厂的人越来越多,竞争很激烈,客户他不再是认定你这个产品,他有那么多选择,我们利润根本没有增加”,黄波说。

另一方面,曾经作坊式的产线开始被追逐科技元素的创业者们盯上之后,开始被要求重新投入进行自动化的产业升级。

最初的电子烟是“如烟”一类的产品,外型仿照传统烟,由电池、雾化器和烟弹组成,成本较为低廉,技术门槛低,但雾化器很容易被烧断,且口味单一。

随着技术的改进,电子烟的雾化器和烟弹被合并,雾化器外面带有保护罩,烟弹是插入雾化器里面。目前市场上的主流产品,包括大烟和小烟,都属于此类。之后就出现了一次性雾化器和烟弹,在外观和原材料也进行了升级换代。

往国外销售的电子烟

刘宇说:“一般的中小工厂会招200个厂妹做几条生产线,但我们是不会用的这样的工厂,现在我们对产线品质有了很多要求”。

即便如此,如果市场是在疯狂增长,则一切投入都是值得的,但问题在于,如今的产能并不是跟投入成正比的。

赵文才自己也在赌。

目前电子烟市场品牌混杂,看起来似乎热闹,其实出货量并不大,没人知道最后哪个品牌能赢。但最后赵文才还是在产线上加大了投入,并且接下了这单不知道会不会亏钱的生意,“赌喜雾这帮人能赢,所以押在喜雾。”

电子烟产业面临的困境主要在两个方面:一个是这两年全球烟消费者未出现大幅增长,在中国市场,电子烟吸烟的更多是追逐好奇的年轻人,而不是真正庞大而又充满消费力的“老烟民”。

其次,在万亿级的烟草市场,国家对这个行业的监管依旧没有明确,这也让中国电子烟存在巨大的不确定性。

赵文才则说,中国市场增加的不是烟民,而是年轻人,这是很难获得真正大规模增长的。

因此,在真正实现烟民替代和国家监管政策明朗之前,工厂主的前期投入与未来回报会变得扑所迷离。

“投入不一定有结果,但如果不投入升级,到时候政策开闸,我们又怕上不了车”,黄波对界面记者说,“资本有钱可以烧,他们不会心痛,我们的钱都可都是血汗钱啊”。

大量的像赵文才、黄波一样的深圳电子烟工厂主如今进入了抉择:向前一步有可能是万丈深渊,退后一步则有可能被时代抛弃,产业十字路口之下,深圳烟城将走向何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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